記一個美好的經驗
林 文 月
二十餘年前，我正從事日本古典文學「源氏物語」的譯註工作，在工作進行大約三分之一有實際表現可觀時，曾試向「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申請資助。過了相當長的時間後，我先後收到兩封「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信，一封是公文，通知我未能獲得資助；另一封是該會執行長的私人函件，語氣委婉但誠懇：表示他個人十分肯定我的工作，但礙於某種立場，基金會無法給我資助，希望我能諒解。我了解那信中所稱「某種立場」，當係指申請人所屬國籍為「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的日本，一面倒向中共，台灣的學者或學生都很不容易進入其學術界進行所謂「國際交流」，我的申請被退回來，大概並不是不合乎其要求、也不是表現不佳，而是當地學術界的取決受制於政治考量的緣故。
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成立，我添列為國內地區的十三位諮議委員之一，由於實際參與一部分的工作，對於其宗旨及運作情況有所了解，故知這個基金會係以學術促進、交流、合作為出發及終點，是超越政治框架的組織。有一年，我在美國某大學任客座教授，曾於系主任辦公室看到一位平時相當左傾的美國教授拿著一些申請表格，要求系主任為他簽名完成手續，他說：「這是趕辦C.C.K.Foundation 的，他們非常generous！」我當時內心欣喜，因為C.C.K. Foundation不僅資助學者們的研究工作十分慷慨，而且只要內容及條件合乎宗旨及水準，對於申請人及其合作對象的國籍並不預設限制。多年以來，申請人或其合作對象為政治立場左傾者、或屬共產國家的學者、甚至於中國大陸學者，只要研究計畫具有學術價值及公正態度，多能得到經費資助。
從民國七十七年至八十五年，我連續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國內諮議委員。初時，於每年十二月舉行第一次審議會，由各委員就其專攻學術立場提出研究計畫之審查人二至三名；次年三月，再舉行第二次審議會，一方面參考審查人意見，另一方面由各委員提出專業的或客觀超然的意見，而於該年預算經費內做成取捨標準，再提呈董事會做最後決定。其後，為了精省時間、精力及經費，經各位委員商議而決定省略十二月份的會議，改由基金會函發申請計畫書於各委員，而每人於限期內寄回審查人名單；僅於每年春間三月開一次會，其效果卻無遜於前。
我曾經出席過各種各樣的學術性或文藝性的審議會，但擔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這八年的經驗，確乎是十分愉快而令我難忘的。八年之中，相關的大小會議，我沒有缺席過一次，也從未遲到或早退過一次，這固然是自己天性認真，也因為在那八年之中，我始終是十三位諮議委員裡唯一的女性，所以格外自覺必須塑立一種「典範」才行。事實上，據我的觀察，這個基金會歷屆所聘請的每一位諮議委員，不僅各自代表某種學術專業的分野，且率皆持有公正大度的胸襟，於發言表決之際，最能看出超然的處事立場。
對於一位諮議委員而言，其個人的專業知識固然很重要，而於相關學術的全球性動向，則又不得不經常保持密切注意，因為在審議申請計畫或申請人與國外合作對象之間虛實關係及工作分配當否，都有賴這種特殊觸覺為判斷。八年之間，我個人雖然主要的審議範圍在於「文學」或所謂「漢學」，但由於這份工作的關係，使我不得不格外注意國內外的學術動向，而庶幾免淪為學術的井底之蛙；同時，於聆聽其他委員評論之際，也增加了我對於非相關學術的關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出席審議會，有時因所討論之申請計畫與自己專業相去甚遠而不發一言，但也依然受益匪淺。
至於每一次的審議過程，氣氛雖融洽卻非常嚴肅，尤其是三月份的最後審議，通常都會選在星期日，利用各委員無需上課、上班之日，花費一整天的時間連續反覆討論。我通常都會比準時稍早到達會場，但總是有人比我更早到。稍事寒暄後，各人找一個習慣坐的位置，桌上有一大疊文書堆放著，那些便是研究計畫申請書及審查意見書。大家都默默地埋首其間，有人戴上老花眼鏡，有人摘下近視眼鏡。到達開會時間，即使有人因事稍微遲到，主席通常都會宣布開會，先宣讀前次開會記錄，或其他較次要事項，邊開會邊等待，以免虛擲時光。全體出席到齊後，遂進行逐案討論。先由相關學術立場的委員發言，再由其餘的人就周邊事項或提疑問、或要求解釋。每一件申請案件都經過仔細討論，甚至重新要求看原始文件資料以為進一步的了解。
通常，各類申請案件經初審作業淘汰不合條件者，餘下總在三十件以上。除上、下午各休息大約半小時，及中午吃食便當的時間外，這一整天都是處於聚精會神地思考、討論、聆聽之狀況中，但無人會稍顯不耐。大家知道自己的責任重大：每一個申請案件都是經由學者專家費心勞神安排計畫而來，如何於其間比對高下做成取捨，豈能不戰戰兢兢如屨薄冰？如果一切順利，傍晚時分能將全部案件討論完畢，則投票以表決取捨之分界；但我記得有一年件數稍多，且問題較複雜，眾人意見分歧，持續反覆討論，晚飯之後又審議至夜深始得結果。那一次令我印象最為深刻，既勞累卻又舒坦，因為覺得已經盡力反覆思考討論而問心無愧了！
十三位諮議委員之中，難免有時會有人直接或間接牽涉申請案件之中，譬如某人負責大學或學術機構的行政業務，而案件正由其所隸屬之單位提出申請，則投票之際依例皆須退席迴避以求公正，至於所得票數，係將累積數目除以實際投票人數，故並不至於影響其結果。整個會議過程，每人的發言都有錄音存留，而每一次投票亦皆有票據存置。
作業透明而態度公正持平，沒有政治的偏見或種族的歧視等等預設立場，一切以學術價值為考量準則，是我這些年來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審議會所親身體驗的美好記憶，雖然如今已退出其間，我將以曾經擔任過這樣的工作為榮。
